第三章：见面，在八月的风里（七夕篇）
时间从七月滑进八月，空气里除了土腥味，还多了点说不清的燥热。
八月四号，一大早我就被手机震醒了。阿丽米热发来一张图，是朋友圈里别人转的——红心、喜鹊、还有“七夕”两个字。
“今天啥日子，知道不？”她问。
我心里一紧，当然知道。可手摸进空空的口袋，比脸还干净。暑假挣的那点零花钱，早在上次买格瓦斯和西瓜时造光了。我盯着屏幕，手指悬了半天，憋出一句：“知道。可我今天……身上没钱。”
发出去我就后悔了，太扫兴。
没想到她回得飞快：“我有啊。傻子，谁说要你花钱了？”
紧接着又是一条：“我姐正好要去县城办事，把我也捎上了。你……能出来不？咱们县城见。”
能！当然能！我几乎是从床上弹起来的。跟阿帕扯了个去镇上书店看资料的谎，揣着那部旧手机就出了门。坐上从村里去镇上的小巴，心早就飞到了三十公里外。
在镇汽车站，我一眼就看见了她。她站在一辆准备发往县城的班车旁，穿着件白色的短袖T恤，下面是条浅蓝色的裙子，头发披着，在夏日的风里轻轻飘。看见我，她眼睛弯起来，冲我招手。
车上人不多，我们并排坐在后排。肩膀偶尔随着颠簸碰在一起，又飞快分开。谁都没怎么说话，但空气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轻轻炸开，细小的，甜蜜的。
到了县城，她熟门熟路地带我穿街走巷。我们先去了“卡和公园”，那是县城唯一一个像样的公园，有假山，有人工湖，还有一片不大的树林。中午的太阳很晒，树荫下却还算凉快。我们绕着湖走，看水里肥硕的红鲤鱼挤作一团。走过一座小石桥时，她忽然指着桥边一棵歪脖子老榆树：“你看。”
树上刻满了字，什么“XXX我爱你”，什么“友谊长存”，密密麻麻，都是岁月的痕迹。
“咱们也刻一个吧。”她小声说，眼睛里闪着狡黠的光。
我身上只有一把指甲刀，根本刻不动。她变戏法似的从包里摸出一把小折叠刀。“我姐修眉毛用的，借来了。”
我们蹲在树下，背对着偶尔走过的游人。她先刻，在斑驳的树皮上，认真地划出“阿丽米热”四个小小的、有点歪扭的维文字母。然后把刀递给我。
轮到我时，手有点抖。树皮比想象中硬。我抿着嘴，一笔一划，在她名字旁边，刻下了自己的名字。两个名字紧紧挨着，被一个歪歪扭扭的“心”形圈在一起。刻完，我们都出了一层薄汗，看着那粗糙的“作品”，对着傻笑。
那一刻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正式地、笨拙地、永久地锚定在了这个燥热的午后，这棵沉默的老树上。
接着，她拉着我去吃凉皮，辣得我直吸溜，她笑得直不起腰。又去逛了卖小玩意儿的街，她在一个摊子前拿起一对钥匙扣，是两只傻乎乎的卡通羊。她看了看我，我摇摇头——我还是没钱。她没说什么，自己掏钱买了下来，递给我一只。“拿着，替我保管一只。”
下午三四点钟，日头开始偏西。我们正商量着接下来去哪儿，她的手机响了。是她姐姐，语气很急：“快回来！刚接到通知，全县要静态管理了，公交车马上要停！再晚就回不去了！”
气氛一下子变了。公园里的广播也开始循环播放紧急通知，街上的人流明显慌乱起来。我们不敢耽搁，朝着汽车站飞奔。
最后一班回镇上的公交车，已经发动了引擎，售票员在门口焦急地张望。我们几乎是扑上了车。车里挤满了匆匆赶回家的人，神色不安。我们被人群挤到车厢后部，她紧紧抓着扶手，我站在她旁边，手臂虚环着她，怕她被挤到。
车开了。喧嚣被关在窗外，车厢里只有引擎的轰鸣和压低了的交谈声。三十公里的路，此刻显得格外漫长又短暂。夕阳透过车窗，在她侧脸上镀了一层毛茸茸的金边。我们挨得很近，近到能闻到她头发上淡淡的洗发水味道，能看清她因为奔跑而微微泛红的脸颊。谁也没说话，但那种在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，刚好在一起的庆幸感，像一层温暖的薄膜，包裹着我们。
差一点，我们就被隔在两个世界了。
到了镇上，又转小巴回村。一路折腾，天已经擦黑。在村口，我们不得不分开，各自回家。她姐姐家在村东头，我家在村西头。
“明天……”她欲言又止。
“嗯。”我点点头，“明天，做核酸。”
静态管理从当晚就开始了。第二天，全村的人都在大队部门前排起了长队，等着做核酸。
那长长的队伍，成了我们接下来日子里，除了手机屏幕之外，唯一能光明正大看见对方的地方。
有时候运气好，我们两家排得近，中间只隔了几个人。我们能飞快地交换一个眼神，或者趁父母不注意，用口型说个“早”。有时候隔得远，就只能远远望一眼。
更多的时候，我们在微信上说好，估摸着时间，差不多同时出门，走同一条小路去大队部。那段短短几百米的路，成了我们珍贵的“聊天路”。我们并肩走着，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，语速飞快地说着话。
“昨晚睡得怎么样？”
“还行，就是蚊子多。你呢？”
“我姐一直在刷消息，有点紧张。”
“没事的，很快会过去。”
说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，但每一句都珍贵。快到大队部门口，看到人多了，我们就自动拉开距离，混入各自的家人队伍里，装作只是恰好同路。
在那段被疫情压缩了空间的日子里，那条小路和那支蜿蜒的队伍，成了我们小心翼翼维持联系的秘密通道。风知道，路边的白杨树知道，我们藏在口罩后面的嘴角知道。
做核酸成了日常，我们也总能“碰巧”排到相近的时间。有时候她排在我前面，我能看到她后颈上细小的绒毛，看到她做完核酸微微皱一下鼻子。有时候我在她前面，能感觉到她的目光落在背上，暖暖的。
有一次，她父母就站在她旁边，和我父母还隔着几个人寒暄起来。我们俩像两个最守规矩的陌生人，低着头，盯着自己的脚尖，一句话都不敢说。可我的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，悄悄掏出来看，是她发来的：“你鞋带松了。”
我低头，果然。赶紧蹲下系好。起身时，飞快地瞥了她一眼，她正望着别处，嘴角却有一丝压不住的笑意。
那条刻着名字的树，那对傻乎乎的羊钥匙扣，那趟末班车，还有这些在核酸队伍里无声的相遇和擦肩——共同构成了我们兵荒马乱的第一个七夕，和紧随其后、被疫情笼罩的、充满微小确幸的八月。
日子被拉长了，又被浓缩了。而有些东西，在隔离和守望中，反而像渠边的芦苇，悄悄地、顽强地，扎得更深了。